我写这篇文章完全是为了反驳@唯一的文章对于文章质疑的回应，在开始写文章之前，我先针对「查数据应当怎么查」「身边统计学靠不靠谱」进行回应。

先回答第一个问题，@唯一的文章第一个分割线以前是一个使用AIGC查询到的数据，这里推荐你看一下我4月14日在

如何评价媒体称「一半中国男性活不过67.7源自大模型+自媒体互证」？

问题下的回答。事实上有一种东西叫做AI生成中的内源性幻觉，会导致在生成文本过程中会输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内容¹，所以查数据仍然要在权威网站（国家统计局或者是知网）查询，AIGC搜索的结果未必靠谱，与此同时：AIGC 大模型只能采用那些获取限制小、质量参差不齐的公共领域作品，这将影响 AIGC 大模型后续输出内容的全面性和准确性。

第二个问题，有关「特殊身边例子」，这一点我很奇怪，因为我的原想法中没有提到「身边统计学」这个东西啊，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写这句话：

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。为什么要称我谬论呢？我举的这些例子，你说是特殊身边例子，我承认，我想说的就是特殊身边例子啊。我发的个人感想与见闻。感谢你把我的文章抬到了一个学术论文的地位。

于是我就去看了看原想法，哦，打错字了，原话那叫做「特殊申辩」，这是我的锅。

原文内容「就像针对性骚扰案件您提出了一男子在网吧打游戏被性骚扰。这同样是个案，为什么我不能举例？可人家问的就是女性。」，能在文中写出这一段就代表你没有认真看我在

如何看待岳阳一男子在网吧打游戏遭女子猥亵?

问题下的回答，我在那篇回答中仍然是列数据，根本没提个案的事

继续去看@唯一 女士使用AIGC查询的数据：

看起来AIGC受错误公共作品的污染的确很严重。「全国30%家庭存在暴力，90%的施暴者是男性」，前半句早在2001年就有学者辟谣²，这是一个「无法用于推论总体」的特殊样本调查

一些报纸和网站在《我国八千 万家庭存在暴力》的标题下‚报告了这样的调查结果‚ 即“根据全国妇联调查‚在二亿七千万个中国家庭中‚ 30％存在家庭暴力”（《华声报》、东方网、亿唐网、搜弧 网‚2000年7月25日）。但我们在核实了该调查数据 的出处后‚才知是对特殊的投诉妇女群体样本的资料 进行统计的结果‚而根本不能推论总体。

后文对「特殊样本」调查的定义如下

在特殊群体如离婚群体、犯罪群体、投诉群体以 及到各种心理、法律电话热线、医疗或咨询机构进行 倾诉、咨询者群体中‚女性遭遇丈夫暴力的比率相当 高‚受害程度也相当严重

同样的，「平均每 7.4秒 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」这个数据，最早是在妇联官网2010年的文章被提及³，原话是 「美国1/4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，平均每7.4秒就有一个女人遭丈夫打，……」

再持续搜索，文章The role of the emergency physician in the prevention of domestic violence里面也有这个数据⁴。再将这篇文章的原文下载下来，发现这是1987年的文章引用了1981年的书的数据⁵。

而「更严重的是，我国每年约 15.7万 女性自杀，其中高达 60% 的案例与家庭暴力直接相关。」这个数据我曾经在微博1月4日的一篇文稿进行过辟谣

拓展阅读：21. 「拼好数」：我国15.7万妇女自杀，60%因为家暴，是真的吗？

而有关其他一些统计学的基本常识，各位不妨挂梯子观摩我的文章

随笔——身边统计学和统计学

而再来说受害者画像，「90%的受害者是女性」这个数据是不靠谱的。事实上，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中就提到「如果夫妻间暴力不仅仅局限于肢体暴力，那么妻子可能和丈夫一样暴力。”强制性控制”,丈夫和妻子受虐的比例没有差异;”情感虐待”，丈夫受虐的比例甚至超过妻子」⁶

然后就是这一段

一方面，「批判制度的不合理部分，使用制度的合理部分，这不矛盾。」我是认同的，但问题出现在：

女权主义法学派认定「家务劳动无偿化」是压迫，这是合理的批判。但同样是这套法律，基于「男主外女主内」的传统预设产生的男性单方面经济供养义务，为什么极少被女权主义法学派纳入「需要被批判的不合理部分」？

她们解构「家庭妇女」的神话，高喊女性要走出家庭进入职场；但转身面对离婚财产分割时，却极力捍卫「家务补偿」的绝对正义性。如果家务是压迫，那么因从事压迫性劳动而要求被压迫者（男性）支付赎金，这种逻辑本身就是父权制最野蛮的残余。

她们不是「批判一部分、使用一部分」，她们是专门批判对自己构成限制的部分，专门使用对自己输送利益的部分。

另一方面，当男性因为失业、疾病或结构性困境无法履行「养家者」职责时，这套「合理的法律」立刻显露出它父权制的獠牙——强制执行、列为失信人。此时，女权主义法学派是否站出来说：「看，这就是父权制法律对男性的异化，这属于我们需要批判的不合理部分」？并没有。她们沉默。

一个真诚的批判者，不会只盯着牢笼上那扇限制自己自由的栅栏，却对拴着对方的铁链视而不见。

「改变需要过程。 在制度彻底改变之前，必须先用好现行制度里的工具，保护具体的人。」

这是所有既得利益者在面临结构性改革时最经典的拖延话术。「过程论」本身无错，错的是利用「过程」作为挡箭牌，拒绝承认该过程的目标终点应当是「双向松绑」。当女性主义讨论生育自主权、职业发展时，她们要求的是「立刻停止歧视」、「立刻打破天花板」。此时，她们是激进的革命者，不愿等待「过程」，当讨论到男性的时她们突然变成了温良的渐进主义者：「哎呀，改变大框架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先用着嘛」。需要立刻打破的，全是束缚女性的旧枷锁；需要慢慢改变的，全是捆绑男性的旧义务。这种「双速」改革方案，不是实事求是，是巧取豪夺。

一个真正反父权的女性主义者，在不得不利用父权法律获得抚养费时，至少应当保持一种理论上的羞愧，并公开承认：「这笔钱来源于一个不平等性别制度的历史惯性，我接受它是为了生存，但我同时致力于推动一个不再需要这笔钱的、两性完全独立的社会。」

但我们听到的主流叙事是什么？是：这是我生儿育女（不一定）、耽误青春、做免费保姆的折现。

「3. 行动者受制于现实条件。 律师在法庭上，只能用现行法律。这是职业要求，不是立场虚伪。」

很棒的偷换概念，故意混淆了「一线律师的职业操守」与「女性主义法学派的意识形态主张」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。我推荐你仔细看看我的那篇文章

女权本质是畸形的父权

，我原文根本没有涉及对任何一位法律从业者的批判，事实上：律师在法庭上必须用现行法条，这叫守法。学者在文章里一面解构「父权制婚姻」，一面呼吁强化「离婚损害赔偿」和「经济帮助制度」，这叫虚伪。然而，当我们搜索女性主义法学文献时，关于「解构母职」、「解构家务分工」的论文汗牛充栋；但关于「解构男性养家者角色」的严肃法学批判却极其罕见，她们的手没有被捆住，她们是主动捂住了自己的嘴——在那些不利于她们现实利益的话题上。

总结这一段，你的反驳完美避开了原文的核心指控——「女权主义法学派在实践层面是父权制单边义务的隐形守护者」你这一段：用「部分否定」掩盖了「选择性保留」，用「渐进过程」美化了「既得利益」，用「律师伦理」偷换了「学派虚伪」。

首先我自己都不记得我啥时候在我的文章里提到「出轨」这个关键词了，因为我平时不答婚恋领域的话题。

只不过你既然在你的文章提及了这一点，那我就发表一下自己的个人观点吧：

「质疑没错，去争取啊」女权主义法学派在理论上解构父权制，支持性的自主权，然而却对男性不公的法律条文避而不谈，反而将矛头转向男性：「你们怎么不去争取？」这就像一个食客指出餐厅的菜单只有素菜没有肉菜，而服务员却反问道：「谁让你不吃素的？你可以努力让自己爱上吃素啊。」无论男性是否「努力争取」，都无法改变女权主义法学派在学术和舆论场域针对「对男性不公的法律」保持战略性沉默这一既成事实。同时「女性争取部分正当权利的时候也有被阻止过。」，我们这里先要了解阻止我们的到底是谁？

女性争取权利时遭遇的「阻止」来自传统的、保守的、父权制的既得利益群体。

男性试图争取反供养义务时遭遇的「阻止」则是：来自半反父权制的女权主义群体与父权制保守派的联合剿杀。而女权主义内部高度团结，有学术理论支撑，有类似妇联NGO组织运作。然而，男性处于原子化状态，任何试图团结男性的行为都会被污名化为「煽动性别对立」。

一个残酷的事实是：当男性试图「争取」废除那些捆在自己身上的父权制义务时，最大的阻力恰恰来自那些声称要「反对父权制」的女权主义者。她们手里举着的牌子一面写着「打倒父权」，另一面写着「男人不能做自己」（一般不会那么直白，反正都是这个意思）。

「平权平权，不公平的当然可以去争取。」女权主义经过数十年的理论建设，已经完成了对「压迫」定义的专利注册。她们定义了什么是「父权制」，什么是「性别歧视」，什么是「结构性压迫」。在「这个话语体系」下，女性的诉求是「反压迫」，男性的诉求是「保特权」。

更重要的是，你完全偷换了我原文

女权本质是畸形的父权

的原意

我原文说的是：「女权主义为什么不反对这个利女制度？」，然而你回应的是：「你们男人怎么不去争取？」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。原文的靶子是女权主义自身的逻辑不自洽——一个声称要解构一切父权制义务的意识形态，为何在面对「男性供养义务」时突然失语。你的反驳是对男性的二次规训——「你既然觉得不公平，你就得自己去争，别指望我们来替你争。」

女权主义者要求男性「自己去争取废除男性义务」，与此同时，她们自己却不仅不争取废除男性义务，还在用尽一切法律和舆论工具加固这项义务。

因此，我原文的结论依然成立，且因你的反驳而更加坚固：

女权主义反对的从来不是「父权制」本身，她们反对的是「父权制中没有让自己受益的那一部分」。她们用后现代理论拆解了所有束缚女性的枷锁，却用前现代的法律和道德，将男性的供养义务浇筑得更加坚不可摧。

以上

参考和注释